1978年11月，北京的暖气还没完全热透，西四那间昏暗排练厅里传出“立正——敬礼”的洪亮声。镜子前的刘锡田，把一顶旧军帽压到眉骨，随后端起右手，一连做了二十遍军礼。没有灯光，没有音响，地上只有几滩汗水。谁也想不到，十一年后，在天安门城楼上，他会被外交部长陈毅的长子陈昊苏当作“父辈”来尊称。
把镜头往前拨一点，刘锡田出生在河北保定的一个老式教书匠家庭。家风讲究，按理说应循规蹈矩。可赶上三年自然灾害，口粮紧张，他看到戏班跑码头还能混口饭，就冒出“唱戏挣钱”的念头。族里长辈一听，拍桌子：“刘家再穷，也不出戏子！”话说得决绝，门槛却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母亲瞅着儿子消瘦的肩膀，咬牙一句：“去试试吧。”
刘锡田辞了代课老师的差事，却卡在转户口这一步。当地方文教局死活不撒手时，母亲一句“户口本压根儿没迁”解了围。就这样，1971年春，他扛着铺盖卷回到北京，却连跑五家剧团都被挡在门外。理由千篇一律：“满员。”好在母亲旧日雇主帮忙搭线，中国铁路文工团给了一次试演。刘锡田演了半段《斩黄袍》，嗓门不算高，身段也一般，但他那股较真劲儿让考官点头，当天就留下来。
进团后，他发现自己外形既不俊也不丑，硬往主角队里挤，只能撞墙。同行常调侃“要么傻要么丑”，他两样都沾不上，干脆炼块头。三伏天扛杠铃，两年时间肩宽腰阔，站在人群里像根旗杆。角色慢慢多了：团长、营长、营房管，还真就站住脚。
1983年春，一次探班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妻子王加平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化妆师，那天她去同事颜碧君的工作间串门，发现墙上挂着一张陈毅元帅的黑白近照。眉峰、眼睑、嘴角弧度，和丈夫几分神似，她忍不住嘀咕：“这像极了谁？”当晚两口子合计，借了旧军装，王加平亲自上妆拍定妆照。照片冲洗出来，形似有了，神韵却空。刘锡田盯着照片说：“差在气度。”
颜碧君看过样片，逮住机会把人推荐给八一厂。《黄桥决战》原定演员已赴江苏体验生活，厂里高层反复权衡，还是拍板换人。刘锡田第一次演陈毅，材料掌握少，只知道“外交部长”“开国元帅”。这份空白让他忐忑，也逼着他沉下去补课。
珠影厂筹拍《梅岭星火》时，导演给足了准备期。刘锡田跑遍军史馆，抄满两大本笔记，又三趟登门拜访陈昊苏、陈小鲁、陈丹阳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刚敬完茶，陈小鲁笑着递过一本《陈毅诗词选》，叮嘱：“先读诗，再学人。”交谈渐深，家属口中的陈毅既严厉又幽默：战场上火力猛，生活里爱拌嘴。刘锡田抓住这股“烟火气”，列下三点：骨子里要正，形态上要稳，情感里要活。
为了与年轻时期的陈毅身形接近，他在江西酷暑里只啃黄瓜青菜，体重从90公斤掉到70公斤。骑马戏不用替身，结果被马摔进稻田，右腿青一片，仍拄拐回片场。有人劝他缓几天，他摆手：“镜头等不起。”
1989年8月，《开国大典》摄制组在天安门城楼取景。那天上午八点，天气闷热，群众演员已在广场列队。陈昊苏带着夫人和十二岁的儿子到现场，他远远看到“父亲”的背影，一怔。走近后，他抬手招孩子：“过来，叫爷爷！”小家伙怯生生喊了一声“爷爷”，刘锡田愣了两秒，随即伸手摸摸孩子的头。摄影助理顺势留下一张合影。那一刻，戏里戏外的边界变得模糊，围观群演自发鼓起掌，有人低声感叹：“像极了。”
影片上映后，不少观众记住了城楼上的那抹微笑，却未必认得演员姓名。刘锡田并不介意，他在此后的十余年里继续出演陈毅：电视剧《决战华东》、纪录片《井冈山会师》、舞台剧《赤子丹心》……粗略一算，职业生涯里三分之一时间都沉在这个角色中。
有人问他：“演完还能做回自己吗？”刘锡田笑答：“收工那刻就是我，但一脱军装，眼前总晃着元帅的背影，提醒我别糊弄。”说罢，他摆正帽檐，补一句：“真想见一见老总本人，可惜没赶上年代。”话落，屋里又静下来，仿佛舞台灯刚被点亮，下一场戏，随时开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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